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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世紀前,兩位賢妻良母為何成為社會的“大麻煩”?

        半個世紀前,兩位賢妻良母為何成為社會的“大麻煩”?

        Gail Crowther 2021年05月01日
        講述兩位女詩人不為人知的故事

        今天我們要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兩位女性詩人的故事。

        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大眾普遍認為女性不應該有太強的事業心,女生接受教育是為了成為一名更好的妻子。而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卻對當時的社會主流并不茍同,她們試圖在妻子、母親、作家的多重身份中取得平衡?,F實社會的壓力與內心真正的想法產生了強烈沖突,她們因此一直活在矛盾之中: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生活中的賢妻良母。

        時至今日,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平等依舊是社會的熱門話題,諸多問題仍亟待解決。兩位女性詩人在時代洪流中通過作品發出的微弱呼聲延續至今,繼續以各種形式推動社會的前進。

        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大眾普遍認為女性不應該有太強的事業心。實際上,“女子無業便是德”的觀念占據著統治地位,不追求個人事業、在家安心相夫教子的女性才會在社會上得到敬重。

        西爾維婭·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都出生在這一時期,其性格形成階段則恰逢“相夫教子”成為社會主流。

        普拉斯從史密斯學院畢業時,美國著名政治家阿德萊·史蒂文森在畢業典禮上發表了演講,在對這些女畢業生表示贊揚的同時,他宣稱這些女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成為聰明、有趣的妻子”。

        1959年,西爾維亞·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在羅伯特·洛威爾于波士頓大學開辦的詩歌講習班上首次相遇。作為胸懷抱負的作家,她們都意識到,要想在男性主導的文學界獲得成功,自己將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在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二人的生活產生了交集。

        《三杯馬提尼,麗思酒店的午后時光》,作者:蓋爾·克勞瑟。圖片來源:COURTESY OF GALLERY BOOKS

        周二下課后,塞克斯頓會開著自己的福特牌老爺車,帶普拉斯到麗思·卡爾頓酒店喝上三杯馬提尼,然后熱火朝天地暢談人生、詩歌、自殺與死亡。塞克斯頓會把車停在裝貨專用區,然后大聲嚷嚷道:“車就停這了,我們就是來往肚子里裝貨的嘛!”

        走進大紅色調的酒店酒吧,兩人會將書和紙都堆在桌子上,然后就在靜謐的氛圍中邊吃免費薯片邊聊天。她們都很清楚,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在妻子、母親、作家這三種身份之間取得平衡,簡直難如登天。

        然而兩人都有強烈的社會反叛意識,認為女性完全有資格擁有自己的事業。

        本文摘錄、改編自我寫的《三杯馬提尼,麗茲酒店的午后時光》(Three-Martini Afternoons at the Ritz),書中探討了普拉斯和塞克斯頓面臨的部分壓力,也介紹了兩人如何在個人、家庭與事業之間的切換角色。

        作者:蓋爾·克勞瑟。圖片來源:KEVIN CUMMINS

        翻看普拉斯和塞克斯頓的遺物,有樣東西會讓你有一種反叛社會的感覺,那就是二人的通訊簿。

        普拉斯的通訊簿是一本綠色小簿,繪有蛇皮圖案,口袋大小,里面是她寫下的文字、記的筆記和注釋,封面上有“地址”兩個浮雕金字。有些地方的黑色墨水字跡依然閃閃發亮,彷佛剛剛寫下。

        塞克斯頓的地址簿則是一個鮮紅色的活頁文件夾,依然散發著奇怪的氣味。打開收納盒就能夠聞到一股淡淡的尼古丁霉味。塑料封皮摸起來粘粘的,首頁上印著一部電話機,原本應該為金色,只是隨著歲月變遷,顏色已經逐漸褪去,難以辨認,電話機底座印著的“電話”字樣也已經模糊不清。塞克斯頓去世時,這件東西就被放在了她辦公桌旁的文件柜上。

        和普拉斯一樣,塞克斯頓的通訊錄對她來說也很重要,她甚至還為其專門寫過一首名為《電話》的詩作,詩文開門見山地寫道:“紅色小簿名為電話,八乘以四尺寸不大。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重要的人全都在那?!?/font>

        雖然詩歌后文娓娓說道:“記在通訊簿中的親友們的姓名永遠不會抹去”,但從塞克斯頓的通訊錄可以看出,家人、治療師、精神病院、自殺熱線、藥房、期刊、編輯、詩歌評獎委員會及大學的聯系方式均緊密地排在一起。

        和普拉斯一樣,從塞克斯頓的通訊錄也能夠看出她的交際范圍,以及她“家庭主婦兼詩人”的雙重人生,或者,就像她所說的那樣,除了寫詩的時候,“我并不會像詩人那樣生活,而是與家庭主婦一般無異”。

        她寫道,“因為要忙于寫詩,我常常會忘記自己還是一名‘正?!拿绹彝ブ鲖D,無論是燒菜還是為人妻母,我都不算稱職?!?/font>

        家庭主婦、母親與詩人角色之間的沖突貫穿了她們的整個職業生涯。但在當時,這種角色定位并不為主流社會所認同。社會普遍期望女性犧牲自己的事業來確保家庭的穩定。

        事實上,在比較富裕的家庭中,如果丈夫可以應付家庭開銷,而女性仍然堅持外出工作,外界會認為這些女性自私自利,把自己的需求置于家庭需求之上。

        在當時,結婚、生子不是個人的私事,這常被認為是美國得以傲立全球的原因之一。冷戰時期,美國的全職主婦常常被拿來與在昏暗工廠工作、把孩子扔在陰冷托兒所的蘇俄婦女進行對比,以體現美國的優越性。美國的家庭主婦能夠精心打扮,專心照看家庭,滿足孩子的各種需要。

        由于這種宣傳,到20世紀50年代,結婚率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女性結婚的年齡也越來越小。

        雖然宣傳的力量非常強大,但普拉斯和塞克斯頓對此并不買賬。

        1962年,在寫給雕塑家倫納德·巴斯金的一封信中,普拉斯承認自己之所以還能夠應付“人妻、人母的角色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家務”,只是因為自己還可以寫作,而“寫作則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身體里的血液,是我能夠完成家務、照顧子女的力量源泉。雖然母愛是一種天性,但我也需要其他的安慰,讓我可以暫時寄情事外”。

        塞克斯頓也記錄了自己在母親和女性詩人雙重角色下面臨的許多困境,并描述了自己與其它家庭主婦格格不入的感覺。

        雖然面臨諸多問題,但二人一開始都無法完全擺脫社會期望給自己套上的枷鎖,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這種期望已經深刻在基因之中。當時的社會氛圍也不允許她們與這種價值觀進行切割。

        普拉斯去世數月之后,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爆發,但這對普拉斯而言已經為時過晚,令人意外的是,這一事件對塞克斯頓產生的影響也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不過普拉斯和塞克斯頓的所作所為已經足夠離經叛道,在找到發聲平臺之后,二人的“反叛”行為也越來越公開。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特定階層的女性應該為自己的丈夫犧牲自己的事業,普拉斯和塞克斯頓卻并未如此。

        兩人雖然在詩歌、散文、訪談和通信中變得越來越直言不諱,但在家庭生活中卻相當傳統,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平衡。

        據其德文郡的鄰居瑪麗安·福斯特回憶說,盡管本身不感興趣,但普拉斯每周日還是會堅持去鎮上的教堂做禮拜。福斯特問她為什么這么做,普拉斯坦言是因為自己顧慮外界的看法。

        但普拉斯當時寫的詩歌又帶有明顯的敵視宗教的色彩,在她196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母親們》中,普拉斯對當地那位厭惡女性的虛偽牧師進行了幾乎毫不遮掩地揭露。

        在給母親的信中,她更加直截了當地在布道前面加上了“可怕”二字,并表示自己對教區的首席神父極度“蔑視”。

        然而即便如此,她依然計劃讓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受洗。

        可以說普拉斯過著精神上離經叛道、行為上循規蹈矩的生活。

        1962年9月的一天,當普拉斯邀請福斯特夫婦到她家享用精美的下午茶和自制蛋糕時,這對夫婦可不會知道當天早上普拉斯一直在奮筆疾書其聲名狼藉的《艾利爾詩集》(Ariel)。

        在拒絕傳統思想、不做家務方面,塞克斯頓比普拉斯更為大膽一些。

        她有時會試著和孩子們一起烤蛋糕,但常常以失敗告終。她的丈夫卡約承擔了大部分的做飯工作,又另雇了清潔工和洗衣工。

        雖然有時塞克斯頓會因為自己未像一般女性那樣承擔家務工作而表示內疚,但她依然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即她應當有寫作的時間,也應該利用好自己的時間進行寫作。

        普拉斯和塞克斯頓為自己,也為日后那些勇于打破沉默的女性爭取到了發聲的權利。她們不僅為那些被壓迫的女性發出了更響亮的吶喊,更是用自己的聲音發起了抗爭,為女性開創出一片表達憤怒、厭惡、沮喪和不滿的空間,讓女性獲得了宣泄情緒的權利。

        她們還開始以一種令男性編輯、評論家感到震驚和反感的方式描寫女性的身體。普拉斯的許多詩作,例如《拉撒路夫人》(Lady Lazarus)、《爸爸》(Daddy)、《申請人》(The Applicant)和《高燒103°》(Fever 103°),均被認為“過于極端,堪稱危險”。

        而塞克斯頓的許多詩作,比如《墮胎》(The Abortion)、《四十歲月經》(Menstruation at Forty)和《孤獨自慰者之歌》(The Ballad of the Lonely Masturbator),則令部分男性評論家勃然大怒,后者隨之對塞克斯頓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和批評,而塞克斯頓則在自己的詩作中予以回擊,讓那些批評家們越發怒火中燒。

        如此一來,普拉斯和塞克斯頓便雙雙成為當時社會上的麻煩人物。時至今日,這種影響仍未消除。她們的作品所遭受到的那種厭女主義批評在其他作家身上極為少見。這種性別態度也影響到了她們的讀者。

        長輩會在女孩年少時告誡她們,由于缺少批判能力,讀普拉斯的書就像是在“自殺女神”前做禮拜,可能會讓她們“走上邪路”。

        二人也成了調侃的對象,沒有了嚴肅、認真的讀者,有的只是支持其觀點的信徒。身著黑色衣服的哥特音樂或情緒搖滾的愛好者。

        二人雖然都英年早逝,但其身影卻從未消失。她們依然以各種形式存在于這個世界之中。仍然在刊印的書籍、入選各種詩集的詩作讓世界依然可以聽到她們顛覆性的聲音。她們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能夠引起共鳴的女性,同時也稱得上是才華橫溢的詩人。(財富中文網)

        Copyright ? 2021 by Gail Crowther.改編自最近出版的《三杯馬提尼,麗思酒店的午后時光》,作者: 蓋爾·克勞瑟,由西蒙與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Inc.)旗下Gallery Books出版社出版。經許可印刷。

        譯者:梁宇

        審校:夏林

        今天我們要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兩位女性詩人的故事。

        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大眾普遍認為女性不應該有太強的事業心,女生接受教育是為了成為一名更好的妻子。而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卻對當時的社會主流并不茍同,她們試圖在妻子、母親、作家的多重身份中取得平衡?,F實社會的壓力與內心真正的想法產生了強烈沖突,她們因此一直活在矛盾之中: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生活中的賢妻良母。

        時至今日,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平等依舊是社會的熱門話題,諸多問題仍亟待解決。兩位女性詩人在時代洪流中通過作品發出的微弱呼聲延續至今,繼續以各種形式推動社會的前進。

        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大眾普遍認為女性不應該有太強的事業心。實際上,“女子無業便是德”的觀念占據著統治地位,不追求個人事業、在家安心相夫教子的女性才會在社會上得到敬重。

        西爾維婭·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都出生在這一時期,其性格形成階段則恰逢“相夫教子”成為社會主流。

        普拉斯從史密斯學院畢業時,美國著名政治家阿德萊·史蒂文森在畢業典禮上發表了演講,在對這些女畢業生表示贊揚的同時,他宣稱這些女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成為聰明、有趣的妻子”。

        1959年,西爾維亞·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在羅伯特·洛威爾于波士頓大學開辦的詩歌講習班上首次相遇。作為胸懷抱負的作家,她們都意識到,要想在男性主導的文學界獲得成功,自己將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在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二人的生活產生了交集。

        周二下課后,塞克斯頓會開著自己的福特牌老爺車,帶普拉斯到麗思·卡爾頓酒店喝上三杯馬提尼,然后熱火朝天地暢談人生、詩歌、自殺與死亡。塞克斯頓會把車停在裝貨專用區,然后大聲嚷嚷道:“車就停這了,我們就是來往肚子里裝貨的嘛!”

        走進大紅色調的酒店酒吧,兩人會將書和紙都堆在桌子上,然后就在靜謐的氛圍中邊吃免費薯片邊聊天。她們都很清楚,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在妻子、母親、作家這三種身份之間取得平衡,簡直難如登天。

        然而兩人都有強烈的社會反叛意識,認為女性完全有資格擁有自己的事業。

        本文摘錄、改編自我寫的《三杯馬提尼,麗茲酒店的午后時光》(Three-Martini Afternoons at the Ritz),書中探討了普拉斯和塞克斯頓面臨的部分壓力,也介紹了兩人如何在個人、家庭與事業之間的切換角色。

        翻看普拉斯和塞克斯頓的遺物,有樣東西會讓你有一種反叛社會的感覺,那就是二人的通訊簿。

        普拉斯的通訊簿是一本綠色小簿,繪有蛇皮圖案,口袋大小,里面是她寫下的文字、記的筆記和注釋,封面上有“地址”兩個浮雕金字。有些地方的黑色墨水字跡依然閃閃發亮,彷佛剛剛寫下。

        塞克斯頓的地址簿則是一個鮮紅色的活頁文件夾,依然散發著奇怪的氣味。打開收納盒就能夠聞到一股淡淡的尼古丁霉味。塑料封皮摸起來粘粘的,首頁上印著一部電話機,原本應該為金色,只是隨著歲月變遷,顏色已經逐漸褪去,難以辨認,電話機底座印著的“電話”字樣也已經模糊不清。塞克斯頓去世時,這件東西就被放在了她辦公桌旁的文件柜上。

        和普拉斯一樣,塞克斯頓的通訊錄對她來說也很重要,她甚至還為其專門寫過一首名為《電話》的詩作,詩文開門見山地寫道:“紅色小簿名為電話,八乘以四尺寸不大。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重要的人全都在那?!?/font>

        雖然詩歌后文娓娓說道:“記在通訊簿中的親友們的姓名永遠不會抹去”,但從塞克斯頓的通訊錄可以看出,家人、治療師、精神病院、自殺熱線、藥房、期刊、編輯、詩歌評獎委員會及大學的聯系方式均緊密地排在一起。

        和普拉斯一樣,從塞克斯頓的通訊錄也能夠看出她的交際范圍,以及她“家庭主婦兼詩人”的雙重人生,或者,就像她所說的那樣,除了寫詩的時候,“我并不會像詩人那樣生活,而是與家庭主婦一般無異”。

        她寫道,“因為要忙于寫詩,我常常會忘記自己還是一名‘正?!拿绹彝ブ鲖D,無論是燒菜還是為人妻母,我都不算稱職?!?/font>

        家庭主婦、母親與詩人角色之間的沖突貫穿了她們的整個職業生涯。但在當時,這種角色定位并不為主流社會所認同。社會普遍期望女性犧牲自己的事業來確保家庭的穩定。

        事實上,在比較富裕的家庭中,如果丈夫可以應付家庭開銷,而女性仍然堅持外出工作,外界會認為這些女性自私自利,把自己的需求置于家庭需求之上。

        在當時,結婚、生子不是個人的私事,這常被認為是美國得以傲立全球的原因之一。冷戰時期,美國的全職主婦常常被拿來與在昏暗工廠工作、把孩子扔在陰冷托兒所的蘇俄婦女進行對比,以體現美國的優越性。美國的家庭主婦能夠精心打扮,專心照看家庭,滿足孩子的各種需要。

        由于這種宣傳,到20世紀50年代,結婚率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女性結婚的年齡也越來越小。

        雖然宣傳的力量非常強大,但普拉斯和塞克斯頓對此并不買賬。

        1962年,在寫給雕塑家倫納德·巴斯金的一封信中,普拉斯承認自己之所以還能夠應付“人妻、人母的角色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家務”,只是因為自己還可以寫作,而“寫作則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身體里的血液,是我能夠完成家務、照顧子女的力量源泉。雖然母愛是一種天性,但我也需要其他的安慰,讓我可以暫時寄情事外”。

        塞克斯頓也記錄了自己在母親和女性詩人雙重角色下面臨的許多困境,并描述了自己與其它家庭主婦格格不入的感覺。

        雖然面臨諸多問題,但二人一開始都無法完全擺脫社會期望給自己套上的枷鎖,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這種期望已經深刻在基因之中。當時的社會氛圍也不允許她們與這種價值觀進行切割。

        普拉斯去世數月之后,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爆發,但這對普拉斯而言已經為時過晚,令人意外的是,這一事件對塞克斯頓產生的影響也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不過普拉斯和塞克斯頓的所作所為已經足夠離經叛道,在找到發聲平臺之后,二人的“反叛”行為也越來越公開。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特定階層的女性應該為自己的丈夫犧牲自己的事業,普拉斯和塞克斯頓卻并未如此。

        兩人雖然在詩歌、散文、訪談和通信中變得越來越直言不諱,但在家庭生活中卻相當傳統,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平衡。

        據其德文郡的鄰居瑪麗安·福斯特回憶說,盡管本身不感興趣,但普拉斯每周日還是會堅持去鎮上的教堂做禮拜。福斯特問她為什么這么做,普拉斯坦言是因為自己顧慮外界的看法。

        但普拉斯當時寫的詩歌又帶有明顯的敵視宗教的色彩,在她196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母親們》中,普拉斯對當地那位厭惡女性的虛偽牧師進行了幾乎毫不遮掩地揭露。

        在給母親的信中,她更加直截了當地在布道前面加上了“可怕”二字,并表示自己對教區的首席神父極度“蔑視”。

        然而即便如此,她依然計劃讓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受洗。

        可以說普拉斯過著精神上離經叛道、行為上循規蹈矩的生活。

        1962年9月的一天,當普拉斯邀請福斯特夫婦到她家享用精美的下午茶和自制蛋糕時,這對夫婦可不會知道當天早上普拉斯一直在奮筆疾書其聲名狼藉的《艾利爾詩集》(Ariel)。

        在拒絕傳統思想、不做家務方面,塞克斯頓比普拉斯更為大膽一些。

        她有時會試著和孩子們一起烤蛋糕,但常常以失敗告終。她的丈夫卡約承擔了大部分的做飯工作,又另雇了清潔工和洗衣工。

        雖然有時塞克斯頓會因為自己未像一般女性那樣承擔家務工作而表示內疚,但她依然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即她應當有寫作的時間,也應該利用好自己的時間進行寫作。

        普拉斯和塞克斯頓為自己,也為日后那些勇于打破沉默的女性爭取到了發聲的權利。她們不僅為那些被壓迫的女性發出了更響亮的吶喊,更是用自己的聲音發起了抗爭,為女性開創出一片表達憤怒、厭惡、沮喪和不滿的空間,讓女性獲得了宣泄情緒的權利。

        她們還開始以一種令男性編輯、評論家感到震驚和反感的方式描寫女性的身體。普拉斯的許多詩作,例如《拉撒路夫人》(Lady Lazarus)、《爸爸》(Daddy)、《申請人》(The Applicant)和《高燒103°》(Fever 103°),均被認為“過于極端,堪稱危險”。

        而塞克斯頓的許多詩作,比如《墮胎》(The Abortion)、《四十歲月經》(Menstruation at Forty)和《孤獨自慰者之歌》(The Ballad of the Lonely Masturbator),則令部分男性評論家勃然大怒,后者隨之對塞克斯頓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和批評,而塞克斯頓則在自己的詩作中予以回擊,讓那些批評家們越發怒火中燒。

        如此一來,普拉斯和塞克斯頓便雙雙成為當時社會上的麻煩人物。時至今日,這種影響仍未消除。她們的作品所遭受到的那種厭女主義批評在其他作家身上極為少見。這種性別態度也影響到了她們的讀者。

        長輩會在女孩年少時告誡她們,由于缺少批判能力,讀普拉斯的書就像是在“自殺女神”前做禮拜,可能會讓她們“走上邪路”。

        二人也成了調侃的對象,沒有了嚴肅、認真的讀者,有的只是支持其觀點的信徒。身著黑色衣服的哥特音樂或情緒搖滾的愛好者。

        二人雖然都英年早逝,但其身影卻從未消失。她們依然以各種形式存在于這個世界之中。仍然在刊印的書籍、入選各種詩集的詩作讓世界依然可以聽到她們顛覆性的聲音。她們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能夠引起共鳴的女性,同時也稱得上是才華橫溢的詩人。(財富中文網)

        Copyright ? 2021 by Gail Crowther.改編自最近出版的《三杯馬提尼,麗思酒店的午后時光》,作者: 蓋爾·克勞瑟,由西蒙與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Inc.)旗下Gallery Books出版社出版。經許可印刷。

        譯者:梁宇

        審校:夏林

        In 1950s America, women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ambitious. In fact, women were respected for not pursuing their own careers and instead focusing their attentions on the home and family.

        Sylvia Plath and Anne Sexton were born into this cultural moment and reached their formative years when this ideology of the dutiful woman was at its height. When Plath graduated from Smith College, her commencement speaker, Adlai Stevenson, praised the female graduates and pronounc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ir education was to help them become intelligent, interesting wives.

        But in 1959, Sylvia Plath and Anne Sexton met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poetry workshop run by Robert Lowell at Boston University. They were both aware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m as aspiring writers trying to get ahead and be successful in a male-dominated literary discipline. For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 matter of months, the two women’s lives collided.

        On a Tuesday after class Sexton would drive them to The Ritz-Carlton in her old Ford to drink three martinis and talk intensely about life, poetry, suicide, and death. Pulling up in a Loading Only zone, Sexton would yell “It’s okay, because we are only going to get loaded!” Then, over dishes of free potato chips in the hushed, red hotel bar they would pile their books and papers on the table, and talk. Both understood the tensions and challenges of trying to negotiate their way through the world balancing their desire to be wives, mothers, and writers. Both had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bellion and a belief that women were more than entitled to their own careers.

        This extract adapted from my book, Three-Martini Afternoons at the Ritz begins to explore some of these tensions and how Plath and Sexton found their lives a juggling act between the personal, domestic, and professional.

        *****

        There are two items in the Plath and Sexton archives that evoke a sense of social rebellion. Their address books.

        Plath’s is a green snakeskin-patterned pocket-sized book filled mostly with her immaculate handwriting, notes, and annotations. The front cover has the word Addresses on it in embossed gold lettering. The black ink is shiny in places, almost wet looking. Sexton’s is a loose-leafed vibrant red folder that still retains an odd odor. When the archive storage box is opened, it exudes a faint smell of musty nicotine. The plastic cover is sticky to the touch. The front page has a vague imprint of the word Telephone engraved around the bottom of a square plinth holding a picture of what looks to be a once-gold tele- phone. This item was left on the top of Sexton’s filing cabinet by her desk at the time of her death.

        Like Plath, Sexton’s address book was important to her, so important that she wrote a poem about it called “Telephone,” beginning with a clear, accurate description: “Take a red book called TELEPHONE, / Size eight by four. There it sits. / My red book, name, address and number. / These are all people that I somehow own.”

        While the poem then muses upon all the “dear dead names” that “won’t erase” from the book, what we can see in Sexton’s list of contacts is how closely family, therapists, psychiatric hospitals, suicide hotlines, and pharmacies sit side by side with journals, editors, poetry prize committees, and university contacts. As with Plath’s address book, Sexton’s showed the range of people she was dealing with and the almost double life of housewife-poet, or, as she put it, “I do not live a poet’s life. I look and act like a housewife” until the point when a poem has to be written and then, she writes, “I am a lousy cook, a lousy wife, a lousy mother, because I am too busy wrestling with the poem to remember that I am a normal (?) American housewife.”

        The tension of these two areas running alongside each other, the housewife-mother and the professional poet, was one that both women felt throughout their careers. But it was a position that was frowned upon at the time. Women were expected to sacrifice their careers to ensure a stable home. In fact, in more affluent homes, if women chose to work when the paycheck was not needed, they were regarded as selfish for putting their own needs before those of the family. Marriage and children were part of the national agenda and regarded as one feature that made America superior. Operating within the Cold War agenda, stay-at-home mothers were contrasted favorably with mothers in communist Russia who worked in dismal factories and left their children in cold day-care centers. American wives could be well-groomed, focusing on orderly homes and tending to all their children’s needs. As a result of this propaganda, by the 1950s marriage rates were at an all- time high, and women were getting married younger.

        Despite the power of this message, neither Plath nor Sexton could fully accept this cultural norm. In 1962, in a candid letter to the sculptor Leonard Baskin, Plath admitted that she was only able to cope with being a wife and mother and all the domestic chores that came with it because she could also write, “which is my life blood &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be domes- tic & motherly, which latter is my nature some of the time, & only when I have the other consolations & reprieves.”

        Sexton, too, records on numerous occasions the tension of being a woman as both poet and mother and how she felt displaced among other suburban housewives of the time. And yet neither could, at first, fully reject the societal expectations that formed part of their upbringing. Neither was there really a precedent yet that would support their breaking away from such domestic ideals. That would come too late for Plath, who died just months before the advent of second-wave feminism, a movement that surprisingly did not sweep Sexton up to the extent one might expect.

        What Plath and Sexton did try to achieve was a subversive rebellion that increasingly became an open rebellion as they found their voices and their platforms from which to speak. If in 1950s America women of a certain class were supposed to sacrifice their own careers for those of their husbands, Plath and Sexton were having none of it. Both became increasingly outspoken in their poetry, prose, interviews, and correspondence while somehow balancing this against staying fairly conventional in their home lives.

        Marian Foster, a Devon neighbor, recalls how Plath insisted on going to the Sunday church services in town even though she despised them. When Foster asked her why she persisted, Plath admitted tha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people would think if she didn’t attend. Yet Plath’s poems at that time are markedly hostile to religion, and her 1962 short story “Mothers” does little to disguise the local vicar whom Plath exposes as misogynistic and hypocritical. In a letter to her mother she was even more open about the “ghastly sermons” and the rector for whom she was full of “scorn."

        Yet she still planned to have her children christened there. This rebellion and conformity ran in uneasy conjunction, often bumping into each other. In September 1962, when Plath invited the Fosters to her home for genteel afternoon tea and homemade cakes, they had no idea that that morning she had been furiously writing her infamous Ariel poems.

        Sexton was slightly more daring than Plath in her rejection of conventional ideals and domestic chores. She sometimes tried to bake cakes with the children, but they often went wrong. Kayo, her husband, did most of the cooking. She employed a cleaner and someone to do the laundry. While Sexton occasionally expressed some guilt about this seeming domestic aberration from the expected norm, she also had the courage to stand by her belief that she deserved the time to write and would take it and use it.

        What Plath and Sexton established was a position that would last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and afterlives—that of women who refuse to be silent. Their voices were not just asserting some louder version of the oppressed female experience; their voices were confrontational and started to open up a space for women to express anger, disgust, frustra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Rage became legitimized. They also began writing about the female body in a way that caused genuine shock and revulsion among male editors and critics. Plath’s poems, such as "Lady Lazarus,” “Daddy,” “The Applicant,” and “Fever 103°,” were regarded as dangerously extreme. Sexton’s poems, such as “The Abortion,” “Menstruation at Forty,” and “The Ballad of the Lonely Masturbator,” sent some male critics into apoplectic rage—rage and criticism that Sexton then took on and replied back to in her poems, which presumably left the critics even more paralyzed with fury.

        The result was that Plath and Sexton were, and still are, regarded as both troubling and troublesome figures in society. Their work is subjected to the kind of misogynistic critique rarely heaped on other writers. And this gendered attitude filters down to their readers too. Young women are told they’ll “grow out” of reading Plath, that they lack any critical faculties, merely worship at the shrine of a suicide death goddess, and so on. They become objects of humor, no longer proper or serious readers, but rather devotees. Goths and emos who wear black with a death fixation.

        Although both died young, Plath and Sexton have never really gone away. This presence is around in a number of ways. Their books remain in print, and their poems anthologized, ensuring their disruptive voices are still heard. They were, and remain, relatable women, if extraordinarily gifted poets.

        Copyright ? 2021 by Gail Crowther. Adapted from the recently published Three-Martini Afternoons at the Ritz by Gail Crowther, published by Gallery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Print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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